我們是誰

我們是一群選修臺大校園文化資產詮釋的同學,
在助教們的帶領下關心著臺大新人文大樓的議題。
##ReadMore##
秉持著校園文化資產詮釋的課程大綱:
「塑造臺大人的主體性,凝聚臺大人的集體意識,本著『集體歷史書寫暨營造』的精神,創造共同書寫的場域。」

所以我們架設了這個網站,
http://ntu-seer.blogspot.com/
發行了這份電子報,撰寫了這些報導。
接下來會刊載洞洞館的歷史沿革、人文大樓案的始末、文學院的使用者意見、校方、專家、學生們對這些事的看法。

我們對於這些報導的期許是:
影響學校和基金會、促使更多人關心人文大樓建築計畫書、和建築師溝通,
告訴他使用者的想法、摸索出一條能夠長遠流傳,
獲得各方尊重的學生參與之路。

臺大文學院發展與新人文學園

記者 陳柏安 整理報導

  國立臺灣大學的文學院,從日治時期的文政學部發展成光復初期的三個科系,到現在已是擁有八系四所的大學院。##ReadMore##然而,使用空間的不足,使得文學院各系所分散在臺大各地、或擠在同一棟建築物下,對文學院的師生們均是十分不便。到了民國九十五年,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施崇棠先生以個人名義成立的觀樹基金會,捐贈5.4億予臺大興建新人文大樓,雖然能解決空間不足的困境,但對於人類系及哲學系搬遷至水源校區、新大樓對臺大入口意象(右圖)的改變、以及使用者的需求等問題仍有待深入探討與研究。

  臺大的文學院(下圖),可以回溯至帝大時代的文政學部。當時規劃的文政學部位置便在舊椰林大道的北側,奠定了現今文學院位置的基礎(今文學院大樓及校史館一帶)。光復之後,文政學部改制成文學院及法學院,其中法學院遷至舊臺北商專的位置,延續至今即是社會科學院的所在。而文學院則是留在原本的位置,並設立了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三個系。在三十六學年及三十八學年時又分別設立外國文學系(今外國語文學系)及考古人類學系(今人類學系至五0年代,又增設了圖書館學系(今圖書資訊學系),此時的考古人類學系及哲學系則是搬入了當時剛竣工的洞洞館。後來又陸續增加了日文系及戲劇系,加上相關研究所的設立,文學院已發展成擁有八系四所的學院。

  隨著系所不斷增加,加上教職員及學生人數的激增,使得原本的文學院空間不敷使用,因此戲劇系館便坐落在一號館,與舊文學院區隔著一條椰林大道;圖資系館位置甚至偏離了文學院。其它像是外文系、日文系、中文系、歷史系等則是必須共同使用文學院大樓及校史館,甚至有些老師的研究室還分散在臺大各地(如新聞研究所大樓、語言中心、國青中心等等)。為解決文學院空間的問題,早在民國八十四年,臺大校園規劃小組在「國立臺灣大學校園規劃報告書」中提出,洞洞館區為文學院未來興建大樓的預定基地之一。而文學院亦於八十三學年度的第一次院務會議中,確認未來的文學院空間規劃方案,以椰林大道兩側為人文學園。到了臺大校園規劃小組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委員會,文學院便提到興建人文藝術大樓的構想。會中當時的文學院副院長夏長樸老師便指出,興建此大樓乃是希望解決十幾年來,文學院及相關系所教學空間嚴重不足之問題。校方及文學院當時的概念是欲將大樓分成一號館與二號館,分別興建在舊地理系館位置及洞洞館。然而此構想由於經費不足,遲遲無法順利進行。

  到了民國九十五年,觀樹基金會捐贈5.4億給臺大興建新人文大樓。經由文學院的同意,決定在現今洞洞館的位置動土,而洞洞館將因此走入歷史。但在文化局的鑑定下,最後決定將洞洞館拆二留一,農業陳列館被列為文化資產而得以保存,人類系館及哲學系館予以拆除,人類系與哲。學系便暫時搬至水源校區。拆二留一的結果導致地積縮減,但文學院各系所對新大樓要求的面積總計達一萬一千餘平方公尺之多(不含虛空間等)。因此,在建築師簡學義先生設計的初步構想中,將人文大樓量體模擬成三棟分別為十樓、七樓、五樓的建築,這對於臺大的入口意象及天際線將造成改變

  此外,關於人類系與哲學系的搬遷、人類系標本的保存、新人文大樓外觀與臺大校園的呼應(上圖,臺大舊總圖)、大樓內部空間的規劃、參與式設計的理念等等也都有待協商與溝通。

臺大的校園建築傳統風格

蔡明達 特稿

  如同任何一所殖民大學一般,臺大的校園風格根基於殖民者的思維以及文化。創立於1928年的帝大校園從校園空間配置到建築設計風格,都是當時日本建築師在明治維新後,所受的西化訓練與對臺灣的文化橫向移植之具體再現。而此一歐式風格也成為現今臺大校園風格中最具有歷史傳統的特色並延續至今。
##ReadMore##
  若要分析臺大的建築風格傳統,日據時期完成的椰林大道兩側建築是最具代表性的主體。文學院、校史館(舊總圖書館)、一、二、四號館以及行政大樓等老建築沿著寬70米的椰林大道兩旁興建,藉由一致而延續的建築立面形狀以及建築語彙的採用營造了臺大校園中的歷史核心區與建立了臺大的建築傳統。

  日據時代校園組織採取丁字路的作法,讓校園中南北向的道路皆對著一棟建築物,再藉由建築物中央的山牆來聚集視線的焦點。形狀如山的山牆最早為希臘人所採用於神殿建築,由於它具有穩定視覺效果的作用,因此被日本人大量應用於道路終點的建築物,也就是端點的立面。日據時期分據館前路兩端端點的火車站(已拆除)與臺灣博物館亦是一例。(右圖:新總圖建築物中央的大山牆為臺大最大的山牆,也是建築師呼應臺大建築傳統的具體作為)

  除了山牆的採用外,日據時期建築物的主入口常藉著垂直立面形狀的變化、開窗方式的變化及凸出的門廊來加以強化。也因此一般的臺大空間使用經驗是會藉著建築物中央高起與門廊凸出的位置去尋找主要入口。這樣的作法不僅僅是在老建築上,更影響了光復後興建的建築物,如土木系或者森林系館。(下圖:比較文學院與土木系館的建築形狀可感受到建築物中央主入口的強化)


  開窗方式為臺大校園建築傳統極重要的一環,也是很特別的一環。當時的日本建築師雖然已經用鋼筋混凝土來興建房舍,但在建築的造型設計上仍然深受過去古典建築的影響,無法跳脫過去歐洲承重牆構造的建築語彙。也因此在建築物的開窗作法上仍然採取拱型直立開窗的形式,並在開口處附近施以洗石子等處理,讓開窗處看起來更像是古建築用石頭堆砌的牆面開口。(右圖:舊總圖正立面的大拱窗,其開口處處理宛如用石頭堆砌的窗戶一般)



  
  臺大另一項很重要的建築特色即為十三溝面磚。日期時期帝大所採用十三溝面磚在當時的建築分類中屬於深色面磚時期,主要目的即為營造磚造房屋的質感。此一特色亦可與前段提及的開窗方式呼應,屬於同一個仿古設計思維下的產物。而十三溝面磚配合建築物的所採用的石材基座與洗石子開口,構成了臺大老建築群最主要的表面處理手法。(上圖:十三溝面磚與洗石子窗戶構成的三號館牆面)

  在空間圍塑上,日據時期建築內部圍塑中庭方院的空間組織方式為呼應歐洲傳統修道院大學空間組織的作法。更重要的是此一空間組織方式亦反映著當時帝大的學制:講座制。即採用各個講座構成的學部圍繞共用中庭方院的作法此外,當時用以連結不同建築物的拱廊亦成為臺大重要的環境形式。拱廊與中庭也成為老臺大人記憶中重要的開放空間形式。也因此,由拱廊通往方院中庭也成為臺大人空間使用經驗重要的一環。(下圖左:文學院的中庭方院與拱廊﹔下圖右:新總圖藉由拱廊的採用來處理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的過渡)



  以上提及的臺大傳統建築風格,包含山牆、拱窗、拱廊、門廊與十三溝面磚。後來在光復初期時並未被臺大有意識的沿用,僅零星的在少數建築中採用。其後臺大經歷五六零年代的空間需求大增與建築大量興建的過程,大量湧入的現代主義建築破壞了校園風格的和諧,也催生了後來的臺大校園規劃。

  臺大校園規劃於民國71年在虞兆中校長任內推動,當初推動的重點主要為建立一套尊重既有臺大環境特色與使用者的環境決策過程,並建立建築形式準則以規範建築設計,避免因為建築師追求表現而使得校園淪為建築競技場與實驗場。讓校園新建築的設計能夠建立在共同的基礎上,並維持校園的和諧與形成校園整體意象。這樣的努力並也能世界一流大學如普林斯頓、哈佛、UBC等校看到。

  因為研究臺大校園中王大閎建築而對臺大建築相當了解的建築學者徐明松分析說:臺大校園之所以給人一種校園的整體感的原因就在於臺大的建築具有共同的語言。這也是臺大透過「校園規劃」所建立起的校園傳統與風格。虞前校長曾說:他總是很欣慰現在的校園看起來有一種和諧的感覺。當年還年輕的校園規劃主要執行者夏鑄九老師也認為:臺大校園最大的特色就在於有校園規劃,此外這並在國內大學造成了起頭的作用。

  在臺大校園規劃的歷史中,於民國77開始規劃設計的的新總圖可以說是臺大校園規劃的最重要成果。對臺大而言,新總圖完成了椰林大道的終點位置。且透過山牆、拱窗、底層拱圈迴廊等建築群語言的採用,建築師王夏維有意識的呼應臺大建築特色來與椰林大道老建築群對話。正由於建築師設計上充分考慮與尊重臺大校園的風格與要求,使得現在的新總圖從五個參選的設計案中脫穎而出。夏鑄九老師認為,新總圖是臺大自日據以後最好的建築物。

  也因為臺大椰林大道上的老建築群與建築風格傳統,使得臺大在校園發展上格外的與其他大學不同。過去主導新總圖並從事臺大多年校園規劃的黃世孟老師在大學總務長一書中指出,臺大對於建築物設計的諸多形式與空間上的要求,是根基在臺大校園特有文化的背景因素。他並指出這主要是由於臺大是一所有歷史及既有校園風貌的大學,而不是一所沒有歷史的新大學。這當然也是臺大推動校園規劃25載的具體成果,簡言之,臺大藉由舊校園歷史連續性的保存與特色的強化,形塑了在臺灣獨具風貌且一致性的校園空間,也延續了校園建築風格傳統。不論你對這樣的價值觀認同與否,此一作法保障了臺大校園不會成為建築師追求自我表現的創作園地,並維持了大學校園應有的和諧與提供了臺大未來作為百年大學的校園歷史氛圍。


  校園中古老動人的歷史感覺以及人文氣息是無法被「製造」或「設計」出來的,它需要經過漫長的時間推砌以及許多感人的故事發生在其中,是被經歷、被保留、被醞釀出來的。
~引用自校園規劃的時空關:普林斯頓大學250年校園發展的探討與省思


夏鑄九談臺大新人文大樓

記者 許立杰 報導

  捐款的就是老大,所以就可以任意在臺大校園內蓋自己喜歡的建築嗎?新建築要保持傳統,還是要突破限制?因為使用者不是專業,意見就不重要了嗎?##ReadMore##

  關於人文大樓的興建案,臺灣大學城鄉所所長夏鑄九教授以他推動校園規劃數十年的經驗,發表了一些看法。夏鑄九認為,臺大之所以稱之為臺大,就是因為它仍然保有舊時代的傳統。另外,他也對使用者參與設計表達贊同。

肯定捐款人,但校方對建築仍須有所要求

  「臺大是有校園規劃的。」夏鑄九說道。「有人捐款給臺大無疑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因為企業家捐了錢,就把建築設計的工作全權交給這個捐錢的單位辦理,就是不正確的。」

  對這個現象,夏鑄九也不禁搖搖頭:「教育部也明文說明『希望各大學都要有校園規劃』,難道臺大能因為自己是受惠的一方,就說『校園規劃沒有意見,尊重捐款人意圖』嗎?如果不在校園規劃上有所要求,難道是希望讓臺大重回八○年代的混亂嗎?」

校園規劃委員會該做什麼?

  夏鑄九指出:「臺大有專門的校園規劃委員會,基於整體校園規劃的立場,他們必須要向建築師提出看法與建議。由他們去影響校方,再由校方去影響建築師,這才是理想的程序。而不是等到建築師設計完成了才加以評論,這樣就太慢了。」而夏老師覺得校園規劃委員會在人文大樓案至少應該做到以下三點:

(一)準確表達使用者的要求
  校園規劃委員會要去接觸使用者,並代表使用者提出一些要求。文學院、
甚至是臺大師生的意見,都必須透過他們準確的表達出來。

(二)對這個基地必須有一些要求
  人文大樓代表的是臺大的門面。在這個至關重要的位置,委員會必須站在
整體校園規劃的立場,提出一些要求,不能全部順從建築師的意思。

(三)校園規劃的決策過程要有正當性,應該是要有民主開放
  無論是在入口意象、景觀融合或是學生使用空間等方面,人文大樓興建案都備受矚目。人文大樓即將佇立在臺大正門左側的位置,週遭建築環境風格都是沿襲自舊時代的傳統。所以夏鑄九認為在校園規劃的決策過程中,必須要具有正當性,並且做到民主開放。理想的話最好是能經過公聽會,讓臺大師生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以至於能跟建築師正面溝通。

新人文大樓須保有臺大校園特色

  身為八○年代校園規劃運動的實際推動者,夏鑄九對於這次的人文大樓興建案其實也有很多的關心。在看過建築師簡學義所做的人文大樓設計初稿後,他也發表了一些看法。

  「這建築太高了。」夏鑄九說道。「臺大校園的新建築,還是必須讓人感覺到這是臺大校園。而今日真正能被臺大歷屆師生所認同為臺大校園特色的,就是椰林大道。」

  他以在民國八十七年落成於椰林大道終端的總圖書館為例,「我甚至願意說,臺大校園光復後唯一一棟可以說不輸給日本人當時蓋的,就只有總圖。從
施工、材料、特色,都可以看的出他是很用心的。臺大具有它既有的建築語彙,不能任由建築師在其中做個人原創的實驗。」而目前還處於設計階段的「人文大樓」,無論在材質、樣式、或是樓層,都不斷的在衝擊臺大這些既有的傳統。

使用者的意見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使用者在建築過程中的參與以及意見表達,夏鑄九說道:「所有的個案中,使用者的意見都是非常重要的。這建築計畫書的用意,是好不容易臺灣在最近二、三十年才走出來的。我們現在簡直就是要回到從前,好像要回到最粗糙的年代。」(左圖為城鄉所)

  夏鑄九強調使用者意見的重要性。「建築師不能因為學生來來去去,就剝奪了他們發生的權利。」他舉起手中的【奧立崗實驗】,說道:「這是我們這一行早期的聖經之一,你看它裡面這麼說『雖然我們沒有把握這班學生所期望的研討空間完全適合下一班的學生,但是不要忘了,如果完全交給建築師去做,情形會更壞。因為建築師,或者規劃師,會離題更遠,因為他們更不知道學生要的是什麼。』」

  夏鑄九最後說道:「學生作為使用者有他的共同性,學生畢業之後,後來來的,不會差太多的。他在某一種位置上有他的共同性,學生的意見當然要被重視,他們是校園內最主要的使用者。如果校園建築只是學校幾個有權力的說了算,那肯定會搞的一塌糊塗。」




夏鑄九

學歷
逢甲大學建築工程學士(1966.9-1971.6)
美國耶魯大學建築碩士(1973.9-1975.5)
美國哈佛大學都市設計碩士(1975.9-1977.5)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建築博士(1982.3-1987.11)

經歷
東海大學建築系助教(1972.8-1973.7)
臺大土木系講師(1977.8-1981.7)
臺大土木系/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1981.8-1989.7)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民78.8迄今)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

校園空間與學生參與

記者 江昺崙 特稿

  臺灣大學的校園空間規劃,可溯源自日本帝國大學的殖民帝時期,當時校園外型已初具規模,從椰林大道的軸線延伸殖民地政府的南國想像,到風格彼此貼近的文藝復興式建築,構成了最早臺大空間意象與基本結構。##ReadMore##後來國府遷臺,臺大校園空間需求量大增,在基地尚未統整規劃的情形下,各式各樣的新建築如新筍冒出,造成了無法和諧對話的校園地景,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夏鑄九形容:「系所單位各自為政,各蓋大樓的大學景觀,好一點可成為建築博物館,更慘一點如同戰後的美式大學,成了大型停車場。」回應這一項論點,夏鑄九在虞兆中校長1983年上任之後,提議並受到虞校長支持成立了「校園規劃委員會工作小組」。以「參與式設計」、「校園歷史延續性的保存」、「校園建築由設計準則指導設計操作」(即建築計劃書的構想)等概念,推翻傳統藍圖式的單向設計,校規會期望能建立校園空間規劃的新準則。例如臺大的「新總圖」就是這種長程經營模式的一項成功案例。

  但事實上,校方卻忽略了真正最大的使用者群體——學生的聲音。學生的需求在校園空間發展的各個時期,幾乎全都是缺席的。使用者的聲音隱沒在規劃過程之中,這樣的建築、景觀設計能否滿足整體的使用需求?

  縱使一屆又一屆的學生在臺大只停留短短四年便離開,但這樣的時間卻已足以使學生們為校園內的學校參與貢獻出極大的力量。由於學生群體具有「共性」,學生參與並非只是一屆一屆的意見斷層,而是足以跨越世代的交替,延續理想的大學精神。學生參與的目的在於:他們要了解過去、參與當下並共同規劃未來。不但是為現在的使用者發聲,更是為未來的使用者奠下長程經營的基礎。

  學生參與可分為三個方向來整合出一整體之面向。第一要「有力」,藉由背景知識的教育,吸收足夠作為未來對外發聲的豐富知識,使得學生們在面對各式多元的議題時,能夠侃侃而談,更清楚表達出自己的意見及需求;第二要「有志」,先透過學生參與者本身的關懷進而喚起更多的關懷力量,讓凝聚而成的關懷力量可以發展為一有明確目標性的志向,朝著穩定的方向前進;第三則是要有足以實踐上述兩項抽象理想的實際行動,藉由真正的行動才能夠更加落實學生參與。

  學生參與為了改善校園的理想,首先就可以從關心校園的空間開始──藉由空間教育的三個活動(演講、座談、環境教育)及融入式的參與式規劃,這就是第一步。接著,學校及學生雙方以工作坊、校務建言系統及公聽會等管道進行溝通、規劃。讓學生可以真正表達心聲,並使學校得以瞭解學生們的想法。

  然而往往公聽會的舉辦,卻已是在計劃書定案之後。經由校園規劃小組、總務處營繕組、教務發展委員會後,提出正式工程或建築的計畫書,到之後的公聽會,僅剩下最後階段的「通過」而已。如果公聽會上遇到異議,不是使用者軟性的妥協,就是重新再跑一遍設計流程,造成效率的大打折扣。因此學生參與必須在起初的流程就積極介入,監督設計的藍圖、規劃,並由學生代表傳達雙方意見,在規劃會議上展開和諧並合理的溝通。才不至於讓公聽會流於形式,或虛耗時日、人力、資金來重新規劃,造成設計流程上的延宕。

  新總圖的成功案例或許是一方明鑑。在1980年代,當時由圖書館林光美副館長與校園規劃專案小組黃世孟教授積極參與之下,進行建築師競圖設計流程,選出了最符合校內師生期盼的模型。同時並提供設計師建築計劃書,詳細描繪了新總圖的環境地基與空間需求。加上當時臺大師生對於新總圖的誕生殷殷企盼,召開了不少場公聽會,從一開始基地的草坪問題到內部陳設規劃,經過眾多師生的意見交流下,以致新總圖竣工之後,真正能滿足臺大人的需求。夏鑄九在論文〈反省臺大80年代校園規劃〉評論為:「唯一營建品質不亞於殖民時代的新建築。」這中間的流程及主事者的積極參與,值得人文大樓與文學院詩生作為攻玉之石。

  或許,從學生自治團體、議會制度的關心、參與及改造開始,學生意見能化為一股比較有力的力量,進而能較合理地參與校園內的使用空間規劃。但在多數人的觀念中,學生參與順理成章應該是透過學生自治的組織,也就是臺大的三級學生會——臺大學生會、各院學生會及各系系學會。還有學生的民意機構——學生代表會。但三級學生會和學代的職權劃分並不十分清楚,學生往往遇到一件事情卻不知該向誰求助,常令人有學生會與學代的管理範疇混雜不清,掌理事項重疊不明的現象。學代每半年選舉一次,每任學代任期為一年,學代會在校方開會時的席次只佔一席,而為議長代表出席,在複雜的議題及冗長的議程之下,如何保證議長對於學校各系所單位的實際情形能深入了解?席次的分配(例如各院系代表的比例、師生代表的比例、特定議題的相關人士比例)又真正公平嗎?為何不是讓了解實際狀況的該院系學代出席,而是由議長代表出席?學生議會的制度是否完備以及有無影響力,是現階段有心參與公眾議題的學生們必須去主動參與的。

臺灣大學現代中國建築代表-洞洞館

記者 張瀚元 整理報導

  洞洞館位於國立臺灣大學校門口的左側,三棟建築物陸續興建於民國五○年代,由張肇康先生所規劃設計,融合現代建築樣式與中國傳統建築的象徵手法,其中農業陳列館更在當代被建築界譽為「現代中國建築的胚胎」,在建築史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ReadMore##
  張肇康於一九二二年生於廣東,一九四六年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完成建築教育,隨後進入基泰工程司,於楊廷寶手下工作,聖約翰大學建築系是中國第一所採用包浩斯教育方式的建築系,張肇康是第一屆畢業生。一九四八年大陸政權易手前,張肇康赴美伊利諾理工學院深造,一年後進入哈佛並同時於麻省理工學院修習都市計劃與視覺設計。次年自哈佛畢業後留美工作至一九五四年,其間曾服務於葛羅培創設的聯合建築師事務所(The Architects Collaboration, TAC)。之後在貝聿銘的邀請下,返台參與東海大學建校建築工作,與陳其寬一起擔任貝氏的副手;一九六一至六五年間於香港加入甘銘(Eric Cumine)建築師事務所,一九六七年遷美定居。張肇康在臺灣的時間裡,除前述的東海大學外,還參與了臺大農業陳列館與嘉新大樓(右圖,張肇康-嘉新大樓)等重要建築設計工作,為五○、六○年代臺灣現代建築的形成過程注入了活力。

  自一九二○年代起,許多中國建築師以追求一種中國風格的現代建築為終極目標。一九五○年代開始,臺灣曾出現幾位建築師,張肇康即為其中之一,面對國際主流的現代建築樣式,以民族式樣、民族風格的立場出發,創造現代中國建築的新風格。以王大閎的建國南路自宅為首例,其後更大規模的嘗試則發生在東海大學早期,以貝聿銘為首,張肇康與陳其寬為副手的東海大學校園規劃與設計。循著王大閎自宅(左圖,王大閎-建國南路自宅)與東海校舍建築的「現代中國建築」嘗試路線,張肇康在臺大洞洞館設計中,走出了更寬廣、更富創新意味的路子。同樣是以單棟、拘謹的長方盒建築體來組織合院空間,張肇康的規劃其實並未超出東海校園建築立下的「現代合院」空間水平,但藉由對建築的細緻處理,臺大洞洞館的整體紀念性被進一步加強。從型式轉化的角度來比較,張肇康轉譯了中國傳統建築的台基、屋身、大屋頂的意涵。

  從椰林大道往洞洞館看去,正前方為農業陳列館,左手邊為人類系館,右手邊為哲學系館。三棟建築物比鄰而成,且其排列方式如同中國傳統建築中之ㄇ字型三合院外觀,這三棟建築物因而被稱為「洞洞館三合院」。洞洞館三合院整體由張肇康規劃設計而成,但其中僅有農業陳列館為其作品,哲學系館與人類系館為後人仿造;三館外觀相似,但僅有農業陳列館之建築寓有中國傳統建築之精神於其中,另二館僅有與之相似之琉璃帷幕,設計內涵不盡相同。洞洞館的工程可分為兩期:第一期包含現在的農業陳列館及原為農經、農推系館的哲學系館,分別完工於民國五二年(一九六三年)及民國五三年(一九六四年)。第二期為人類系館,完工於民國五九年(一九七○年)。洞洞館現址原先被規劃為「文教中心」,在原本的計畫當中,將由北向農業陳列館、東向農業經濟推廣館、西向人類考古學館及南向自然歷史博物館四棟建築物構成一四合院的空間,但卻未將四個角落完全封閉,而形成內庭空間與外圍空間可自由流通之特殊空間組織,但南向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因故未立,因而形成目前三合院之景象。在此建築當中同時結合東方傳統寓意及西方現代建築手法的建築方式,充分表現出「折衷」的現代中國建築意味,為現代中國建築的代表作之一。

  洞洞館作為現代中國建築的代表,融合了現代建築的樣式以及若干中國傳統建築的象徵手法,以下分為三點說明:


1.台基與迴廊(右一):抬升四階形成底座台基,地面層內縮形成一迴廊,反映了中國傳統建築的屋身的部分,能通風及減少臺灣悶熱潮濕的氣候問題。

2.帷幕(右二):利用建築二、三層出挑的琉璃筒瓦花式帷幕,傳譯中國傳統建築中最重要的大屋頂特徵。以琉璃筒瓦大面積構圖象徵稻穗。對應於柱位之處的紅色壓克力長條開口,使帷幕牆有了適當的分段,也用來象徵牆面出挑之後虛化的柱子。另外上部收頭裝飾性的出水口,代表
傳統的琉璃懸筒滴水,更清楚說明了張肇康先生以大片筒瓦帷幕象徵屋頂的用心。洞洞館三館牆面所鑲嵌的筒瓦皆有不同,農陳館是由兩種大小的筒瓦構成,大筒瓦為橙色,象徵稻穗;小筒瓦為綠色,象徵稻葉。人類系館的筒瓦也分兩種大小,皆為綠色。有別於人類農陳兩館,哲學系館的筒瓦稍呈喇叭狀的綠色筒瓦,且表面所使用的釉料質感不同。



3.內部空間:農業陳列館室內平面的安排,張肇康以中國傳統單棟建築空間的合院中正屋空間方式來理解。以精密的結構關係,與極具象徵意涵的細部與顏色感性的呼應中國傳統木結構簷下與室內光幕的空間體驗。 (左一、左二)

  洞洞館可為張肇康嘗試融合西方現代建築與東方傳統建築的代表作,從外部空間台基、屋身、大屋頂的重新詮釋到內部空間流動、光影變化的細緻處理,充滿設計者的巧思。洞洞館記錄了五○、六○年代臺灣設計師對於現代中國建築的嚮往,在建築史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整理報導自
臺灣大學文學院洞洞館數位化紀錄
http://liberal.ntu.edu.tw/dongdongguan/index.html
王俊雄。張肇康與台灣大學農業陳列館。《建築師》雜誌(1996年11月):88-93。

觀樹基金會

記者 呂柏穎 整理報導

  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華碩電腦董事長施崇棠先生基於對教育的重視,以私人捐款的形式創立了財團法人觀樹教育基金會。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藉由「環境學習中心〈註一〉」的設立,達到關心「環境」與「教育」兩股力量的整合。##ReadMore##

  施崇棠先生為彰化鹿港人,因此觀樹教育基金會的服務區域也以臺中、彰化兩縣為主。而由於著重環境教育〈註二〉的特性,觀樹基金會將許多空間重新改造加以利用,並且希望達到教育目的。已經接手過的案子有:「接手台鐵舊山線苗栗段」、「舊山線勝興環境解說中心」、「成功營區綠色環境學習基地」、「100%玩米主義--有機稻場(右圖)」等。

  其中,「成功營區綠色環境學習基地」是典型閒置空間再利用的例子。從另一方面來看,將原本冷硬的軍事基地轉變成有「保育、教育、遊憩」功能的基地也是一種資源再利用。其他例子像是「100%完美主義—有機稻場」則是山水米公司在民國九十五年以「公益性委託〈註三〉」的方式交給觀樹基金會營運管理,以期達到環境教育的目的。

  此外,觀樹基金會從二○○二年起,增設「教育社福組」,規劃推出一系列的「藍鵲家族」系列專案。目的是幫助清寒優秀學生以及偏遠地區教育資源不足的學生。一向以人文教育,環境關懷為重的觀樹基金會,也透過「藍鵲家族」與急迫需要資源的學生們做最直接的接觸。

  而觀樹在關於環境空間最新話題,是施崇棠個人捐助5.4億元回饋母校國立臺灣大學興建人文大樓;人文大樓的規劃設計與營造,將由觀樹教育基金會委託專業團隊執行,並在規劃設計之前,委託不同的團隊編寫建築計畫書。而這份建築計畫書將涵蓋各方對於人文大樓的看法意見與設計原則,建築師也會遵從這些原則進行設計。但目前觀樹方面尚未公布相關時程。

〈註一〉:提供地方上的學校及社區一個環境學習的場域、增加人們對所在地方環境的了解與關懷,以達到促進人與環境間互動和瞭解。
〈註二〉:係透過教育的過程將環境的概念、技能、態度、倫理及價值觀讓全民了解以達資源永續利用,維護環境品質及生態穩定的一種教育。
〈註三〉:表示一個事業的經營是以「公眾的利益」為前提,而不是以賺錢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