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的校園建築傳統風格

蔡明達 特稿

　　如同任何一所殖民大學一般，臺大的校園風格根基於殖民者的思維以及文化。創立於1928年的帝大校園從校園空間配置到建築設計風格，都是當時日本建築師在明治維新後，所受的西化訓練與對臺灣的文化橫向移植之具體再現。而此一歐式風格也成為現今臺大校園風格中最具有歷史傳統的特色並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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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分析臺大的建築風格傳統，日據時期完成的椰林大道兩側建築是最具代表性的主體。文學院、校史館（舊總圖書館）、一、二、四號館以及行政大樓等老建築沿著寬70米的椰林大道兩旁興建，藉由一致而延續的建築立面形狀以及建築語彙的採用營造了臺大校園中的歷史核心區與建立了臺大的建築傳統。

　　日據時代校園組織採取丁字路的作法，讓校園中南北向的道路皆對著一棟建築物，再藉由建築物中央的山牆來聚集視線的焦點。形狀如山的山牆最早為希臘人所採用於神殿建築，由於它具有穩定視覺效果的作用，因此被日本人大量應用於道路終點的建築物，也就是端點的立面。日據時期分據館前路兩端端點的火車站（已拆除）與臺灣博物館亦是一例。（右圖：新總圖建築物中央的大山牆為臺大最大的山牆，也是建築師呼應臺大建築傳統的具體作為）

　　除了山牆的採用外，日據時期建築物的主入口常藉著垂直立面形狀的變化、開窗方式的變化及凸出的門廊來加以強化。也因此一般的臺大空間使用經驗是會藉著建築物中央高起與門廊凸出的位置去尋找主要入口。這樣的作法不僅僅是在老建築上，更影響了光復後興建的建築物，如土木系或者森林系館。（下圖：比較文學院與土木系館的建築形狀可感受到建築物中央主入口的強化）


　　開窗方式為臺大校園建築傳統極重要的一環，也是很特別的一環。當時的日本建築師雖然已經用鋼筋混凝土來興建房舍，但在建築的造型設計上仍然深受過去古典建築的影響，無法跳脫過去歐洲承重牆構造的建築語彙。也因此在建築物的開窗作法上仍然採取拱型直立開窗的形式，並在開口處附近施以洗石子等處理，讓開窗處看起來更像是古建築用石頭堆砌的牆面開口。（右圖：舊總圖正立面的大拱窗，其開口處處理宛如用石頭堆砌的窗戶一般）



　　
　　臺大另一項很重要的建築特色即為十三溝面磚。日期時期帝大所採用十三溝面磚在當時的建築分類中屬於深色面磚時期，主要目的即為營造磚造房屋的質感。此一特色亦可與前段提及的開窗方式呼應，屬於同一個仿古設計思維下的產物。而十三溝面磚配合建築物的所採用的石材基座與洗石子開口，構成了臺大老建築群最主要的表面處理手法。（上圖：十三溝面磚與洗石子窗戶構成的三號館牆面）

　　在空間圍塑上，日據時期建築內部圍塑中庭方院的空間組織方式為呼應歐洲傳統修道院大學空間組織的作法。更重要的是此一空間組織方式亦反映著當時帝大的學制：講座制。即採用各個講座構成的學部圍繞共用中庭方院的作法此外，當時用以連結不同建築物的拱廊亦成為臺大重要的環境形式。拱廊與中庭也成為老臺大人記憶中重要的開放空間形式。也因此，由拱廊通往方院中庭也成為臺大人空間使用經驗重要的一環。（下圖左：文學院的中庭方院與拱廊﹔下圖右：新總圖藉由拱廊的採用來處理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的過渡）

　　以上提及的臺大傳統建築風格，包含山牆、拱窗、拱廊、門廊與十三溝面磚。後來在光復初期時並未被臺大有意識的沿用，僅零星的在少數建築中採用。其後臺大經歷五六零年代的空間需求大增與建築大量興建的過程，大量湧入的現代主義建築破壞了校園風格的和諧，也催生了後來的臺大校園規劃。

　　臺大校園規劃於民國71年在虞兆中校長任內推動，當初推動的重點主要為建立一套尊重既有臺大環境特色與使用者的環境決策過程，並建立建築形式準則以規範建築設計，避免因為建築師追求表現而使得校園淪為建築競技場與實驗場。讓校園新建築的設計能夠建立在共同的基礎上，並維持校園的和諧與形成校園整體意象。這樣的努力並也能世界一流大學如普林斯頓、哈佛、UBC等校看到。

　　因為研究臺大校園中王大閎建築而對臺大建築相當了解的建築學者徐明松分析說：臺大校園之所以給人一種校園的整體感的原因就在於臺大的建築具有共同的語言。這也是臺大透過「校園規劃」所建立起的校園傳統與風格。虞前校長曾說：他總是很欣慰現在的校園看起來有一種和諧的感覺。當年還年輕的校園規劃主要執行者夏鑄九老師也認為：臺大校園最大的特色就在於有校園規劃，此外這並在國內大學造成了起頭的作用。

　　在臺大校園規劃的歷史中，於民國77開始規劃設計的的新總圖可以說是臺大校園規劃的最重要成果。對臺大而言，新總圖完成了椰林大道的終點位置。且透過山牆、拱窗、底層拱圈迴廊等建築群語言的採用，建築師王夏維有意識的呼應臺大建築特色來與椰林大道老建築群對話。正由於建築師設計上充分考慮與尊重臺大校園的風格與要求，使得現在的新總圖從五個參選的設計案中脫穎而出。夏鑄九老師認為，新總圖是臺大自日據以後最好的建築物。

　　也因為臺大椰林大道上的老建築群與建築風格傳統，使得臺大在校園發展上格外的與其他大學不同。過去主導新總圖並從事臺大多年校園規劃的黃世孟老師在大學總務長一書中指出，臺大對於建築物設計的諸多形式與空間上的要求，是根基在臺大校園特有文化的背景因素。他並指出這主要是由於臺大是一所有歷史及既有校園風貌的大學，而不是一所沒有歷史的新大學。這當然也是臺大推動校園規劃25載的具體成果，簡言之，臺大藉由舊校園歷史連續性的保存與特色的強化，形塑了在臺灣獨具風貌且一致性的校園空間，也延續了校園建築風格傳統。不論你對這樣的價值觀認同與否，此一作法保障了臺大校園不會成為建築師追求自我表現的創作園地，並維持了大學校園應有的和諧與提供了臺大未來作為百年大學的校園歷史氛圍。


　　校園中古老動人的歷史感覺以及人文氣息是無法被「製造」或「設計」出來的，它需要經過漫長的時間推砌以及許多感人的故事發生在其中，是被經歷、被保留、被醞釀出來的。
～引用自校園規劃的時空關：普林斯頓大學250年校園發展的探討與省思

夏鑄九談臺大新人文大樓

記者 許立杰 報導

　　捐款的就是老大，所以就可以任意在臺大校園內蓋自己喜歡的建築嗎？新建築要保持傳統，還是要突破限制？因為使用者不是專業，意見就不重要了嗎？##ReadMore##

　　關於人文大樓的興建案，臺灣大學城鄉所所長夏鑄九教授以他推動校園規劃數十年的經驗，發表了一些看法。夏鑄九認為，臺大之所以稱之為臺大，就是因為它仍然保有舊時代的傳統。另外，他也對使用者參與設計表達贊同。

肯定捐款人，但校方對建築仍須有所要求

　　「臺大是有校園規劃的。」夏鑄九說道。「有人捐款給臺大無疑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因為企業家捐了錢，就把建築設計的工作全權交給這個捐錢的單位辦理，就是不正確的。」

　　對這個現象，夏鑄九也不禁搖搖頭：「教育部也明文說明『希望各大學都要有校園規劃』，難道臺大能因為自己是受惠的一方，就說『校園規劃沒有意見，尊重捐款人意圖』嗎？如果不在校園規劃上有所要求，難道是希望讓臺大重回八○年代的混亂嗎？」

校園規劃委員會該做什麼？

　　夏鑄九指出：「臺大有專門的校園規劃委員會，基於整體校園規劃的立場，他們必須要向建築師提出看法與建議。由他們去影響校方，再由校方去影響建築師，這才是理想的程序。而不是等到建築師設計完成了才加以評論，這樣就太慢了。」而夏老師覺得校園規劃委員會在人文大樓案至少應該做到以下三點：

（一）準確表達使用者的要求
　　校園規劃委員會要去接觸使用者，並代表使用者提出一些要求。文學院、
甚至是臺大師生的意見，都必須透過他們準確的表達出來。

（二）對這個基地必須有一些要求
　　人文大樓代表的是臺大的門面。在這個至關重要的位置，委員會必須站在
整體校園規劃的立場，提出一些要求，不能全部順從建築師的意思。

（三）校園規劃的決策過程要有正當性，應該是要有民主開放
　　無論是在入口意象、景觀融合或是學生使用空間等方面，人文大樓興建案都備受矚目。人文大樓即將佇立在臺大正門左側的位置，週遭建築環境風格都是沿襲自舊時代的傳統。所以夏鑄九認為在校園規劃的決策過程中，必須要具有正當性，並且做到民主開放。理想的話最好是能經過公聽會，讓臺大師生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以至於能跟建築師正面溝通。

新人文大樓須保有臺大校園特色

　　身為八○年代校園規劃運動的實際推動者，夏鑄九對於這次的人文大樓興建案其實也有很多的關心。在看過建築師簡學義所做的人文大樓設計初稿後，他也發表了一些看法。

　　「這建築太高了。」夏鑄九說道。「臺大校園的新建築，還是必須讓人感覺到這是臺大校園。而今日真正能被臺大歷屆師生所認同為臺大校園特色的，就是椰林大道。」

　　他以在民國八十七年落成於椰林大道終端的總圖書館為例，「我甚至願意說，臺大校園光復後唯一一棟可以說不輸給日本人當時蓋的，就只有總圖。從
施工、材料、特色，都可以看的出他是很用心的。臺大具有它既有的建築語彙，不能任由建築師在其中做個人原創的實驗。」而目前還處於設計階段的「人文大樓」，無論在材質、樣式、或是樓層，都不斷的在衝擊臺大這些既有的傳統。

使用者的意見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使用者在建築過程中的參與以及意見表達，夏鑄九說道：「所有的個案中，使用者的意見都是非常重要的。這建築計畫書的用意，是好不容易臺灣在最近二、三十年才走出來的。我們現在簡直就是要回到從前，好像要回到最粗糙的年代。」（左圖為城鄉所）

　　夏鑄九強調使用者意見的重要性。「建築師不能因為學生來來去去，就剝奪了他們發生的權利。」他舉起手中的【奧立崗實驗】，說道：「這是我們這一行早期的聖經之一，你看它裡面這麼說『雖然我們沒有把握這班學生所期望的研討空間完全適合下一班的學生，但是不要忘了，如果完全交給建築師去做，情形會更壞。因為建築師，或者規劃師，會離題更遠，因為他們更不知道學生要的是什麼。』」

　　夏鑄九最後說道：「學生作為使用者有他的共同性，學生畢業之後，後來來的，不會差太多的。他在某一種位置上有他的共同性，學生的意見當然要被重視，他們是校園內最主要的使用者。如果校園建築只是學校幾個有權力的說了算，那肯定會搞的一塌糊塗。」




夏鑄九

學歷
逢甲大學建築工程學士（1966.9-1971.6）
美國耶魯大學建築碩士（1973.9-1975.5）
美國哈佛大學都市設計碩士（1975.9-1977.5）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建築博士（1982.3-1987.11）

經歷
東海大學建築系助教（1972.8-1973.7）
臺大土木系講師（1977.8-1981.7）
臺大土木系／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1981.8-1989.7）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民78.8迄今）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

校園空間與學生參與

記者 江昺崙 特稿

　　臺灣大學的校園空間規劃，可溯源自日本帝國大學的殖民帝時期，當時校園外型已初具規模，從椰林大道的軸線延伸殖民地政府的南國想像，到風格彼此貼近的文藝復興式建築，構成了最早臺大空間意象與基本結構。##ReadMore##後來國府遷臺，臺大校園空間需求量大增，在基地尚未統整規劃的情形下，各式各樣的新建築如新筍冒出，造成了無法和諧對話的校園地景，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夏鑄九形容：「系所單位各自為政，各蓋大樓的大學景觀，好一點可成為建築博物館，更慘一點如同戰後的美式大學，成了大型停車場。」回應這一項論點，夏鑄九在虞兆中校長1983年上任之後，提議並受到虞校長支持成立了「校園規劃委員會工作小組」。以「參與式設計」、「校園歷史延續性的保存」、「校園建築由設計準則指導設計操作」（即建築計劃書的構想）等概念，推翻傳統藍圖式的單向設計，校規會期望能建立校園空間規劃的新準則。例如臺大的「新總圖」就是這種長程經營模式的一項成功案例。

　　但事實上，校方卻忽略了真正最大的使用者群體——學生的聲音。學生的需求在校園空間發展的各個時期，幾乎全都是缺席的。使用者的聲音隱沒在規劃過程之中，這樣的建築、景觀設計能否滿足整體的使用需求？

　　縱使一屆又一屆的學生在臺大只停留短短四年便離開，但這樣的時間卻已足以使學生們為校園內的學校參與貢獻出極大的力量。由於學生群體具有「共性」，學生參與並非只是一屆一屆的意見斷層，而是足以跨越世代的交替，延續理想的大學精神。學生參與的目的在於：他們要了解過去、參與當下並共同規劃未來。不但是為現在的使用者發聲，更是為未來的使用者奠下長程經營的基礎。

　　學生參與可分為三個方向來整合出一整體之面向。第一要「有力」，藉由背景知識的教育，吸收足夠作為未來對外發聲的豐富知識，使得學生們在面對各式多元的議題時，能夠侃侃而談，更清楚表達出自己的意見及需求；第二要「有志」，先透過學生參與者本身的關懷進而喚起更多的關懷力量，讓凝聚而成的關懷力量可以發展為一有明確目標性的志向，朝著穩定的方向前進；第三則是要有足以實踐上述兩項抽象理想的實際行動，藉由真正的行動才能夠更加落實學生參與。

　　學生參與為了改善校園的理想，首先就可以從關心校園的空間開始──藉由空間教育的三個活動（演講、座談、環境教育）及融入式的參與式規劃，這就是第一步。接著，學校及學生雙方以工作坊、校務建言系統及公聽會等管道進行溝通、規劃。讓學生可以真正表達心聲，並使學校得以瞭解學生們的想法。

　　然而往往公聽會的舉辦，卻已是在計劃書定案之後。經由校園規劃小組、總務處營繕組、教務發展委員會後，提出正式工程或建築的計畫書，到之後的公聽會，僅剩下最後階段的「通過」而已。如果公聽會上遇到異議，不是使用者軟性的妥協，就是重新再跑一遍設計流程，造成效率的大打折扣。因此學生參與必須在起初的流程就積極介入，監督設計的藍圖、規劃，並由學生代表傳達雙方意見，在規劃會議上展開和諧並合理的溝通。才不至於讓公聽會流於形式，或虛耗時日、人力、資金來重新規劃，造成設計流程上的延宕。

　　新總圖的成功案例或許是一方明鑑。在1980年代，當時由圖書館林光美副館長與校園規劃專案小組黃世孟教授積極參與之下，進行建築師競圖設計流程，選出了最符合校內師生期盼的模型。同時並提供設計師建築計劃書，詳細描繪了新總圖的環境地基與空間需求。加上當時臺大師生對於新總圖的誕生殷殷企盼，召開了不少場公聽會，從一開始基地的草坪問題到內部陳設規劃，經過眾多師生的意見交流下，以致新總圖竣工之後，真正能滿足臺大人的需求。夏鑄九在論文〈反省臺大80年代校園規劃〉評論為：「唯一營建品質不亞於殖民時代的新建築。」這中間的流程及主事者的積極參與，值得人文大樓與文學院詩生作為攻玉之石。

　　或許，從學生自治團體、議會制度的關心、參與及改造開始，學生意見能化為一股比較有力的力量，進而能較合理地參與校園內的使用空間規劃。但在多數人的觀念中，學生參與順理成章應該是透過學生自治的組織，也就是臺大的三級學生會——臺大學生會、各院學生會及各系系學會。還有學生的民意機構——學生代表會。但三級學生會和學代的職權劃分並不十分清楚，學生往往遇到一件事情卻不知該向誰求助，常令人有學生會與學代的管理範疇混雜不清，掌理事項重疊不明的現象。學代每半年選舉一次，每任學代任期為一年，學代會在校方開會時的席次只佔一席，而為議長代表出席，在複雜的議題及冗長的議程之下，如何保證議長對於學校各系所單位的實際情形能深入了解？席次的分配（例如各院系代表的比例、師生代表的比例、特定議題的相關人士比例）又真正公平嗎？為何不是讓了解實際狀況的該院系學代出席，而是由議長代表出席？學生議會的制度是否完備以及有無影響力，是現階段有心參與公眾議題的學生們必須去主動參與的。

人文大樓興建案 文院學生聲音何在

記者 江昺崙 特稿

　　臺灣大學文學院人文大樓決定興建在校門口洞洞館三合院區，拆除哲學、人類學系系館，僅保留農業陳列館一棟歷史建物。被迫搬遷到水源校區的哲學、人類兩系師生，是否做好搬遷資訊的收集和準備，關心臨時校舍的配置及空間規劃？文學院的學生，在期盼多年的新使用空間到來之後，也是否加入這一棟新院館的設計，集思廣益以滿足文學院「人文精神」的想像？文學院學生的聲音，真正被聽到了嗎？ ##ReadMore##

　　校園文化資產詮釋課程的助教，土木所蔡明達同學帶領著一群曾修過課的學生成立了「人文大樓工作小組」，成員包涵了文院與非文院的學生。目的是想透過參與式設計的模式，以專業的背景知識作基礎，透過積極的行動來喚起文學院學生的公眾意識。從洞洞館的互動遊戲設計、宣傳人文大樓公共論壇到召開文院各系系學會長來討論相關議題，工作小組從許多方向著手，加強文院學生對人文大樓的參與。工作小組成員之一的顏妤如同學表示：「文院學生應該更積極參與公眾事務，因為這是他們切身相關的問題！如果他們保持緘默，又能希望誰來替他們爭取權利呢？」工作小組目前定期會和這些熱心的會長們聯絡，告知最新的人文大樓資訊。帶領工作小組聯絡文院學生會的蔡明達同學希望：「工作小組有資訊，學生會有人力，只要能合作，就能和校方建立更進步的溝通模式。但每年學生會人力都在交替，新上任的大二會長又都太年輕，不甚了解官方的運作。加上願意推動『建築計劃書』的觀樹基金會步調緩慢，往往一個議題就涵蓋了一個會長的任期，所以文學院的學生參與，還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地方。」（照片左為人文大樓工作小組顏妤如，右為記者江昺崙）

（按：建築計劃書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是一棟建築物的空間劇本，提供如同導演的設計師一個明確的空間需求。讓設計師有個與既有環境對話、獲知使用者意見的平臺。由專業者先行調查基地的地貌、環境及整體建築的背景，再透過使用者參與提供意見共同完成。其他關於臺大校園規劃的議題，可參考夏鑄九教授《反省臺大80年代建築規劃》一文）

　　事實上，曾任文學院代理學生會副會長的徐睿良同學就曾經主動關心過這個議題。他也拿過工作小組的資料，到文院辦公室去詢問相關議題：例如文學院空間需求的計劃書裡面，就有四間使用者未定的「學生活動空間」。據院辦公室職員說明，那是原來學會在舊總圖的系的新活動空間。但徐同學說：「這樣含糊的規劃，實在很難保證到時候空間是否真正能讓學生使用。更何況，這些使用空間的規劃，並有經過公開的討論，而是院方自行指定的。」在文院各系的系學會長討論會上，中文系的副會長黃馨儀就曾表示：「中文系原本的系學會和文學院離得很近，要上閱覽室、找教授或是到系辦辦公都很方便，但今天被劃分到了人文大樓。和文學院離得太遠了，造成了學生與系上教授互動的障礙。」而對於為何文學院學生會為何無法強而有力地出面替學生發言，或是學生議會代議效果不彰的問題，徐同學則認為：「原因很多，第一個是同學們不夠了解學生會的功能及運作，因為不了解，而誤以為學生會沒有作用，因而不去關心。造成惡性循環，學生會越沒有人關心，力量越薄弱，能做的事越少。還有，學生會被誤解為『活動本位』，往往辦一個活動就耗盡了人力、物力，沒有餘力再去關心公眾事務。這都是學生會面臨的問題。」

　　至於要被搬遷至水源校區的哲學、人類兩系，雖然很關心相關的議題，但能得到的情報依然很少。哲學系前系學會長劉書甫同學在任的時候，也曾經召集幾個同學來和校方探聽相關消息，但後來因為劉書甫的任期結束，交接之後工作便沒有持續進行下去。對於搬遷至水源校區的問題，劉同學表示說：「之前我代表系上去問系辦的時候，除了問人文大樓的進度之外，另外就是問水源校區的規劃。因為我們之前對水源校區的認識就是廢墟，要搬過去我們多少會緊張。是不是能夠修整的好一點，讓我們去那邊使用上比較不會不舒適，但是系辦也說不知道。所以我們就連系辦都不知道，其他了解的管道也就沒有了。」或許哲學、人類的學生們，現階段應該進一步來了解建築計劃書的調查，以及持續追蹤水源校區的工程藍圖，以免在資訊不對稱之下，權益被漠視了。

簡學義談臺大新人文大樓

記者 吳梓豪 採訪報導

　　二○○七年十二月七日，竹間建築師事務所的建築師簡學義於臺灣大學的通識課「校園文化資產詮釋」做了一場「臺大人文大樓設計概念」的演講，讓學生了解人文大樓未來可能走向，在事後也接受了此課程學生的專訪。##ReadMore##

　　簡學義畢業於東海大學建築系，於一九八七年成立竹間建築工作室，較著名的建築設計作品有誠品中山店、鶯歌陶瓷博物館、宜蘭傳統藝術中心等等。觀樹基金會將臺大人文大樓設計一案交給竹間建築事務所來設計，並且由簡學義操刀。

　　目前「人文大樓建築計畫書」還遲遲未譜，關於這一點，簡學義認為，因為當時人文大樓是以整塊基地(包括農業陳列館)來做，但自從臺北市文化局將農業陳列館指定為歷史建築，對建築計畫有很大的影響，因為空間量減少，基地面積必須縮小，建築高度會變得比較高。而人文大樓位於校門口以及椰林大道的旁邊，這高度對於臺大的入口意象、天際線和空間尺度影響很大，所以觀樹基金會想要重做此份計畫書。

　　目前還不知道觀樹基金會將此建築計畫書交給誰做，但簡學義已經初步在做一些空間量體的模擬，並將此設計內容作為此次演講內容，他強調這並非進入正式設計的階段。人文大樓延續了張肇康所設計的洞洞館的遮陽系統和現代建築主義的風格，原來的圓形的洞變成四方形的洞。建築樓層變高的部份，初步的概念是再利用農業陳列館，與農陳館圍成四合院的形式，四棟樓都有不一樣的高度，由農陳館順時針開始分別為三層、五層、七層、十層樓成一個螺旋狀，然而這樣的高度可能會超過臺大椰林大道天際線的範圍，會產生這樣的衝突，主要是反映文學院之前的大量空間需求在目前情況所會產生的問題。另外簡學義認為一棟好的建築必須要有30%~40%彈性的「虛空間」做為人與人之間發生交流的場所。簡學義說「我覺得『虛』比『實』重要，『實」』就是滿足一些機能的需要，但是廣義的說，『虛』其實也是滿足機能的一種需要」。

　　由於臺大天文數學館、博理館、社會科學院的前車之鑑，缺乏使用者和建築師的溝通，已造成建築風格不協調或不符合實際需求的問題產生，目前人文大樓建築一案缺乏的就是「使用者參與」，但是此部分尚未被觀樹基金會討論到。至於誰代表使用者？使用者如何參與?該參與到哪種程度？簡學義表示，現在的學生不一定能代表以後的學生，他相信「誰可以代表使用者」的問題是可以被討論的，因為今天關心使用者的人不一定是使用者，但也不是說未來的會用到的人叫使用者，有時候每一個使用者不見得是在扮演自己的角色，要能代表使用者必須要有好的公民素養，這樣才能代表真正的公共角色。使用者思維不是只有主觀的照顧到自己一時的需要，而是要去客觀的考慮所有的需求層面。假如並非每個人都是這樣思考，在做意見調查時所得到的統計資料，只能叫做民調而不是使用者參與。使用者可以透過公聽會、展覽會，在建築計畫書的製作程序中反應使用者的需求，建築師會想出解決的方式。這個案子會比較偏向在建築計劃書的製作階段去整合使用者的意見，目前並沒有打算讓使用者參與到硬體設計的程度。

　　簡學義非常重視「軟體先行」，這是包含在建築計畫書裡面的一部分。在整個建築操作的流程，軟體計畫是非常重要的，軟體計劃應該要比硬體計畫先行，如果反其道而行會導致不符合未來的使用以及真正的需求的情形，甚至長期的維護管理方面也會產生問題，但這也必須等文化局確立了洞洞館保存的原則之後才能做的完整。以社會科學院為例，在辛亥路的校門口，正在進行社會科學院的設計，雖然請了日本的建築師伊東豐雄來做設計，但他碰到非常多的困擾，因為有很多層面的因素使得軟體計劃改來改去，所以就要花很多的時間和力氣，也非常的沒有效率，在這樣的階段沒有辦法去協調出整體的共識，都不是一個理想的建築操作的程序。人文大樓這個案子已經進行很久，沒有辦法進入到實質設計階段，主要是因為觀樹基金會想要重做軟體計劃，希望去釐清各個層面的問題。此外簡學義強調，軟體計畫又叫「空間的劇本」，就像一部電影一樣，建築師就是導演，導演不見得自己寫劇本，在開始正式設計人文大樓之前，簡學義認為必須先要有一個很好的劇本。

　　對於洞洞館的保留是否會成為簡學義的設計限制的問題，簡學義表示，洞洞館看起來好像是個影響，但不會把它看成是一個不利的因素。洞洞館能夠因為它的價值被保存下來，一定有它背後的意義，所以簡學義把這樣設計的「限制」當做是設計的「條件」，來讓新的建築和舊的建築產生一個很好的對話跟互動的關係。農陳館本身就是臺灣現代建築的先驅，農陳館不但是先驅，而且還被執行的非常完整。簡學義說「我覺得將來的所謂的人文大樓，它就是回歸到一個現代主義的源頭，要在那樣的源頭關係裡，我相信它就是一個能夠被融合的一個關係。」